把“文化特殊”做挡箭牌
针对来自中国等亚洲邻国的谴责，日本一些政客和官员总是强调日本文化与习俗的特殊性、日中两国的生死观不同。他们的说辞是：中国人认为如果生前做了坏事，死后应遭唾骂，杭州岳庙前谋害岳飞的奸臣秦桧跪像就是典型；而日本人则认为“人亡不究魂之过”，在日本文化习俗中亡灵是不分善恶的。他们还列举日本人曾为足利时代的逆贼楠木正成等人建立神社，为入侵的元朝军队将士立碑，为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俄军将领立碑等等，以作论据。一些人为绕开违反宪法之嫌，宁肯把神道说成是日本的习俗和文化而非宗教。
日本前防卫厅长官瓦力等人宣扬，日本的观念是“死者不鞭尸，不挖墓”。他甚至认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是包含了日本所有文化、传统、习俗的国家应有状态。从广义上讲，可以说是日本文化。日本人承认灵魂的存在，与慰灵和镇魂相伴而生”；“在靖国神社祭祀英灵，是根据日本古来习俗——祖灵信仰、御灵信仰，已成为日本文化”；“为战死将士慰灵表彰是世界各国共同的礼仪”；“作为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
上述说法在日本一些人中仍相当流行，实际上似是而非，根本站不住脚。
从历史沿革看，靖国神社并不等于日本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而只是在明治维新后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国家神道的产物，曾构成日本军国主义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日本政府便谎称，神道不是宗教而是日本自古以来的习俗，迫使所有日本人都来尊崇。现在的问题在于，日本有一些人不仅不痛改前非，反而继承了当年的军国主义邪说，用所谓日本文化特殊论来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辩解。岂不知，这只会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增进国际理解，反而会加深国际误解，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甚至使人感到日本传统文化就是军国主义文化。而所谓“亡者皆成佛”之说，很容易使人感到日本的宗教文化习俗对生者是没有约束的，无论犯罪还是加害于人都无所谓，反正“人亡不究魂之过”。
亡魂神灵有善恶之分
神道教是唯一产生于日本本土的宗教信仰。到日本的奈良时代（710—784年），神道教发展为皇室和国家一级有组织的宗教。明治维新后，神道教成为国家神道，即日本的国教。二战后，神道教失去了这一地位，成为日本国民可以自由选择的宗教信仰。日本人每逢新年在各地神社参拜已成为传统习俗。
据日本权威工具书《日本宗教事典》解释，在日本神道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的概念自古以来大体分为两种，即“和魂”与“荒魂”。前者可带来安宁，后者则会带来灾厄。人们通过祭祀“荒魂”，即“镇魂”，祈祷“荒魂”转化为“和魂”。在“御灵信仰”中，“镇魂”侧重于镇慑“荒魂”，而“慰灵”则源于对“祖灵”的慰藉。所谓“祖灵”，不是指一般意义上家庭祖先之灵，而是包括先祖和先亡者的所有亡灵。在古代，日本民间的“祖灵信仰”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先祖之灵将与“祖灵”融合，随时注视呵护着子孙。日本所谓新年的“年神”即是“祖灵”的化身。现代日本社会受佛教影响，葬礼通常更重视追悼家人，“祖灵”的意识相对淡化。
日本关于“神”的概念也分两种，即“善神”与“恶神”。前者是与“和魂”、“祖灵”相通的平安之神，后者则是与“荒魂”、“怨灵”，即因战乱、瘟疫、灾害等丧生者之灵相通的鬼怪幽灵。在日本民间的“御灵信仰”中，给人间带来灾害厄运的“恶神”包括所谓“厄病神”、“贫穷神”等，它们都是作为“荒魂”而存在的，必须通过某种“镇魂”仪式才能驱邪免灾，日本称为“镇送攘灾”。这是因为，在日本神道教的观念中，通过镇祀，“恶神”可以被驱逐出现世，转化为“善神”或“福神”。同样，如果对“祖灵”、“福神”的祭祀有所怠慢，它们就会变为“怨灵”、“恶神”。
日本宗教文化对亡灵历来有所区分。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论的权威学者梅原猛明确指出：“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了传统的神道。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事记中系由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而且反而是出云大社建造得更大。将为那些因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修建得比自己的祖坟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梅原猛指出：“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祭祀。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死者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这是违反传统神道的”。因为根据日本的传统，若不祭祀对方的战殁者，其亡灵就会变为“怨灵”而作祟于现世。
即便是拥护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承认，日本宗教观念和祭祀场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出自所谓“御灵信仰”的“镇魂”，即日本人相信人亡之后有灵魂，由于担心敌方亡灵作祟带来灾祸，为了转祸为福而设立的“镇魂”祭奠场所。这是出自对战争中失败的敌方、被处死的罪魁祸首等幽灵的强烈畏惧所进行的祭祀，不等于把祭祀的对象作为值得纪念的英烈。第二类是所谓“祭祀英灵”的“慰灵”，即为追悼和表彰“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立的祭奠场所。靖国神社便属于这一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