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７１９年赴琉球的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所著《中山传信录》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极大。该书是经徐葆光在琉球潜心研究，与琉球地理学家、王府执政官等人切磋后写成的，十分严谨可靠。它被译成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从福州出发，经花瓶、彭佳、钓鱼各岛北侧，自赤尾屿达姑米山。书中又注出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即镇守琉球边关之山，而将现八重山群岛的“与那国岛”称为“此琉球极西南属界”。
上述说明，明清两朝政府一直视钓鱼岛为中国领土。直至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十月，即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慈禧太后还曾下诏书，将钓鱼岛赏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作为采药用地。此诏书中写道：“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台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家世设药局，施诊给药，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２）
关于钓鱼岛自明代以来即为中国领土，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教授经过严肃认真考证后得出的结论。井上清曾于１９７２年撰写了一部专著，题为《“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他在书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而断定：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而是中国的领土。正如井上清教授所云，日本明治维新开始（１８６８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独立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１７８５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然而，他也是以中国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为依据的，该图也是采用中国的“钓鱼台”为岛名，并将钓鱼岛和中国福建、浙江用同一淡红颜色标出，而久米岛则同琉球一样为黄褐色，并照引徐葆光的话称，久米岛是“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１７１９年日本学者新井君美所著《南岛志》一书中提到琉球所辖３６岛，其中并无钓鱼岛。１８７５年出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中也无钓鱼岛。甚至直到１８７９年，中国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就琉球归属谈判时，中日双方仍确认，琉球是由３６岛组成的，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等岛屿。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向象贤的《琉球国中山世鉴》（１６５０年）也采用了中国明朝册封史陈侃的记述，称久米岛是琉球领土，而赤屿及其以西则非琉球领土。向象贤系当时琉球的宰相和最有权威的学者，其观点自然代表了当时琉球统治者的立场。其后，琉球学者程顺则于１７０８年所写《指南广义》中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界上之镇山”，即镇守国界之意；蔡温于１７２６年所著《改定中山世谱》等史书，均指出琉球疆域内不含钓鱼岛。琉球国当年献给康熙皇帝的《中山世谱》的图谱中也无钓鱼岛等岛屿。日本原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理事高桥庄五郎经考证认为，钓鱼岛等岛名是中国先取的，其中黄尾屿、赤尾屿等固有岛名，明确无误是中国名，与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等相同。日本没有用“屿”的岛名，而福建、澎湖列岛、台湾省以“屿”为名的岛有２９个，中国古代地图则更多。赤尾屿在中国的古书上写为“赤屿”，据说这是因为该岛系水成岩所构成，故人们根据岛上岩石的颜色称其为赤屿或赤尾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