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纳粹德国宣传机器的一部分，这支“御用”爵士乐队中却混进了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甚至还有共济会成员、同性恋者和共产党员。
乐队指导卢茨·滕普林是萨克斯管演奏家（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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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理念的忠实信徒，约瑟夫·戈培尔的名字不该被落下。这位拥有文学博士学位的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深知，相比报纸和广播，政治化的艺术才是慑服人心的最佳手段。正是在他的授意下，在视流行音乐为异端的第三帝国，诞生了一支“御用”爵士乐队；他们为法西斯政权歌功颂德的乐声，随着电波和唱片贯穿于二战始终。
从封杀转为利用
20世纪30年代末，爵士乐风行欧洲大陆，惟独在纳粹德国处境艰难。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载文称，这主要是因为爵士乐源于美国且“雅利安人的贡献不多”，纳粹遂将其认定为堕落的象征，称“即兴中断和重击……会破坏日耳曼民族的纯洁和纪律”。在公开场合，第三帝国高官的措辞更加严厉，“罪恶巴比伦”曾是戈培尔对爵士乐的蔑称。
这样的表态在当时并不令人奇怪。毕竟，打压流行音乐是纳粹当局一以贯之的政策，最不济的情况下也要保证其“政治正确”。为此，第三帝国文宣系统颁布的各种限制性条款称得上五花八门。按照捷克音乐家兼作家乔瑟夫·史考弗瑞奇在其小说《低音萨克斯管》引用的法令内容，民间爵士乐队必须遵循以下要求，才能在德国境内正常演出：
狐步舞节奏不超过全部曲目的20%；歌词要表达“生活的喜悦”，而非“犹太人风格的忧郁”；曲风要轻快，与雅利安人的纪律和节制感相称；最多只能有10%的切分音，杜绝歇斯底里的节奏；严禁使用与德国精神相悖的乐器；低音提琴必须独奏；弦乐器禁用拨弦；禁止即兴演唱；应限制使用萨克斯管，用小提琴、大提琴、中提琴取而代之……
不过，供职于纳粹宣传部的官员们逐渐意识到，一味打压流行音乐可能适得其反——民众打开收音机时，并不想翻来覆去地听那些歌颂国家社会主义的进行曲。随着战火熊熊燃起，戈培尔率先意识到，要想消除国民的厌战情绪并打击英美对手的士气，作为武器的流行音乐必不可少。与其单纯地封杀，倒不如给爵士乐一点自由，令其“为我所用”。
乐队骨干特权众多
有了灵感，戈培尔很快开始招兵买马。这支“御用”爵士乐队的头面人物，既要在艺术领域有说得过去的造诣，政治忠诚度也容不得半点含糊。思来想去，次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家卢茨·滕普林成了合适的人选。滕普林并非纳粹党员，但生性圆滑，同包括戈培尔在内的多名高官私交甚笃，自然，文宣部门在策划“爵士乐攻势”时首先想到就是他。
接下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又找来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威廉·乔伊斯和贝利·斯图尔特，安排他们给乐队主唱卡尔·施威德勒出点子、写歌词。来自杜伊斯堡的施威德勒时年38岁，天性机灵善变，在黑白颠倒的艺术界同样如鱼得水。投身乐坛前，他曾在外交部广播局的美国司工作，英语完美无瑕，低音尤其浑厚。
既然是被戈培尔相中的红人，乐队骨干们享受的特权自然少不了。就拿施威德勒说，即便是战争最激烈之时，他仍然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穿着印有党卫军字母的名牌衬衫到处旅行，还经常以采购唱片的名义前往瑞士，每次带回的名酒、巧克力、香烟都比音乐素材多几倍。据贝利·斯图尔特回忆，“他一边炫耀伊顿公学的领带，一边摆弄刻有盾形纹章的巨大戒指。”至于服兵役，有宣传部长撑腰，这项义务自然与乐队成员无关。
纳粹宣传机器的效率不可谓不高。战争爆发后的第五个月即1940年1月，德国听众吃惊地发现，收音机里重新响起了一度销声匿迹的爵士乐，滕普林挂帅的“查理和他的乐队”从此走进千家万户。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德军王牌飞行员沃纳·莫尔德斯，此人是狂热的爵士乐爱好者，总是趁着升空作战的机会收听来自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广播——英国BBC会定期播送流行音乐节目。据说，当戈培尔把官办爵士乐队的方案呈报给希特勒时，正是莫尔德斯“收听敌台”的事迹，促使元首拍板批准了这一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