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史实基本按照布热津斯基的剧本发展：入侵阿富汗令苏联内外交困，陷入空前孤立；另一方面，西方和以巴基斯坦、沙特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则为阿富汗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援。受援者当中包括来自沙特的本·拉登，他也算是美国间接支持的对象。
这一时期堪称美巴关系最好的时期，巴基斯坦核计划的快速推进就是明证。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单独针对巴基斯坦核计划的《普雷斯勒修正案》，要求政府每年必须向国会提供美对巴经济和军事援助“不得用于发展核武器”的证词。但白宫此后每年的证词都偏袒巴基斯坦，直到1989年10月——此时，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已经打道回府。
海归科学家立了大功
和许多人的认知不大一致，巴基斯坦并非主动发展核力量。法新社在相关报道中指出，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巴情报部门惊觉印度已开始研制核武器，这使得原本在常规军力上就不占优势，国家被一分为二，失去56%人口和16%领土的巴基斯坦更感觉如坐针毡。在双方于1971年12月17日停火后不久，阿里·布托就在“木尔坦会议”上做出了启动本国核开发的指示。然而，由于技术原因和上文提及的国际压力，相关工作一直进展缓慢。反倒是印度，于1974年5月抢先宣布了本国首次核试验的消息。
为了在核力量方面奋起直追，巴基斯坦和当年的中国一样，极力征召游学海外的技术精英回国从事核武器事业。1976年，在布托的重点关照下，巴基斯坦“核武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曾留学德国、比利时，获得冶金博士学位，当时已在荷兰一家浓缩铀加工厂工作达4年之久）踏上了飞返南亚的航班。
卡迪尔-汗精通多门外语，在回国之前担任这家荷兰工厂的文件和图纸翻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技术资料。这为其回国后从事涉核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也成为其后来被荷兰政府通缉的理由：荷兰安全部门指控卡迪尔-汗从工厂里盗取了机密资料，并带走了与该工厂有合同关系的公司的名册。这些指控并非全无道理，卡迪尔-汗也承认自己在工作期间曾和许多合作伙伴有过私下接触，这为其后来从多国获取敏感设备做好了铺垫。
卡迪尔-汗刚一回国，就被任命为“巴基斯坦工程学研究实验室”的领头人。事实上，这个所谓的工程学实验室，正是根据布托的授意建立的核武器研究机构。加之此时恰逢国际环境好转，巴基斯坦的核武器事业开始突破止步不前的局面。1987年，卡迪尔-汗罕见地披露说，他的国家已经拥有了制造原子弹的能力，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印度。他能够有此底气，是因为在此之前3年，巴基斯坦已能提炼高纯度浓缩铀，这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一步。
美国曾在印巴两面下注
1998年5月，巴基斯坦的核武器终于初试啼声。美国《全球安全在线》网站文章称，西方观察家对当年的6次实验评价较高，巴官方则宣称当量最大的一次是增强型原子弹所为，4次低当量试验则是通过战术核弹头进行的。令人意外的是，对于印度同年的核试验，外界质疑其不够成熟的声音却一直不断。
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如果说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涉核制裁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放松，那么与之对应，为了防止原本和苏联有准同盟关系的印度在援巴抗苏期间制造麻烦，上世纪80年代，美国同样在改善和印度的关系——也就是两面下注，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印度的核技术，亦和西方的某些供应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无论如何，当美国以核试验为理由对巴基斯坦重开制裁时，却发现后者的核力量木已成舟，再加上通过国际渠道获得的弹道导弹技术，原本处于军事下风的巴基斯坦巧妙地扳回了在地缘竞争中的劣势。此后不久，“9·11”恐怖袭击再次将这两个同床异梦的国家绑到了一起。当数万北约军队兵发阿富汗，为消灭昔日的“反苏斗士”本·拉登而流血时，伊斯兰堡选择站在了华盛顿身边。不过这次，巴基斯坦的作用较80年代明显下降，因为红色帝国的威胁早已成为历史，美国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也开辟了军事基地。
目前，美巴关系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但无论任何一方，都很难完全撕破脸面——如果两国彻底交恶，则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无法展开，巴基斯坦也不愿独自面对和美国关系迅速升温的宿敌印度。有评论人士称，美方此刻抛出这批外交档案，似乎是在暗示，白宫将就对巴政策再度展开调整，这对于伊斯兰堡多半不会是太好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