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若健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一年多前在未解放的成都，莫若健见过不少外国人，每个都是一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模样，如今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外国人终于也向中国人俯首称臣了！这永恒刻印在莫若健心间的强烈感受，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扬眉吐气！
志愿军印制的投降安全证
丁永年是“三八式”的新四军老干部，曾多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井冈山为我军制定的俘虏政策他早已烂熟于心，见俘虏如此，气得只好大吼一声：“带走！”
据莫若健的战友苏峥嵘回忆，这位英军营长进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后，仍放不下面子，声称：“是你们使用了反坦克炮，打坏了我们的坦克，我才被你们俘虏的。”
苏峥嵘耐心地告诉他：“参加那天晚上战斗的我志愿军部队，根本就没有配备反坦克炮，我们炸毁你们坦克的武器是爆破筒、炸药包和手榴弹！”
这话，对英军营长来说，无疑是个奇耻大辱，他几乎跳了起来：“你是吹牛！用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能炸毁我们的重型坦克吗？在我们英国的军事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在随后的第四次战役中，1951年1月25日，第149师第447团3营副营长戴汝吉等“十八勇士夜袭水原城”，抓回来一名美25师的宪兵，也是莫若健参与审讯的。宪兵，本是个耀武扬威的差事，但成为志愿军俘虏后，却魂飞魄散。莫若健记得，当时，这名惊魂未定的宪兵“叽里咕噜”就重复一句话：“都被打死了，就我一个活的……”别的，啥都问不出来了。
美空军曾印制山寨版《投降安全证》保命？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莫若健回到了成都，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英语教师，后又调任成都师范学校（后为成都教育学院、成都大学）外语系主任，负责培训中学英语教师。上世纪80年代，四川省教育厅将其独创的英语速成教学法拍成20集电视系列片，向全国发行。 90年代，他退休后曾在成都首批创办民办学校，成为当时有着“成都新东方”美誉的成都磨石（莫氏）外语学校校长。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在莫若健心中，那却是一段永远无法抹煞的记忆。笔者在访问中得知，在他手中，至今仍珍藏着一张从敌人手里收缴回来的《通行证》。
1951年7月12日下午，第149师在朝鲜执行战勤任务期间，由高射机枪连在敖上里击落一架美军F-80战斗机。美军飞行员因跳伞高度不够，被摔死。当时，找到的手枪、皮包、军号牌等都上缴了，而那张从美军飞行员尸体上翻出来的带有血迹的小纸片，则被莫若健留了下来，珍藏至今。
这张小纸片，封面题为《通行证》，封底的汉字内容是：
我军指战员：凡持证来归之外国军队必须善为□□。不论其国籍，士兵与军官，一律保证生命财物安全，不得杀害，虐待，侮辱，并护送至最近之部队司令部政治部。
望各部队切实遵照
朝鲜人民军
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通行证》里面的英语内容翻译过来是：
他们追求的是美元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美国石油公司以及麦克阿瑟本人在朝鲜都有数额巨大的投资。你们死了，这些亿万富翁们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这是人人皆知的。是那些亿万富翁和战争贩子让你们到战场上来送死的。别相信他们的屁话。停止战斗马上过来。要想活命，回家，这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这张小纸片的真实印刷出处，至今是一个谜。
按说，美军飞行员驻地远离前线，志愿军敌工部门印制的《投降安全证》还无法散发到敌人的空军基地。因此，莫若健曾猜测，这可能是美军飞行员从陆军那里用高价买来的。
但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蹊跷之处：首先，顾名思义，《通行证》是发给自己人的，《投降安全证》才是发给准备投降的敌人。其次，与规范的《投降安全证》相比，该《通行证》没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关防”大印，不符合中国人的行文规则。再次，该《通行证》落款为“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少了个“军”字，多了“部队”二字，也不符合我志愿军的规范称谓（“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一规范称谓，早在志愿军刚入朝时就确定下来了）。
难道这个《通行证》是“山寨版”？
采访中，笔者再次与莫老就此进行了深入讨论：这张通行证如果是飞行员们私自印制的，那就应该越像“正版”越好，然而，印制者却甘冒被人识破的风险，拒绝使用“投降”二字，措辞也比较“中性”，似乎在刻意遵守美军的战场纪律和军人的“面子”底线。
这就不能不引起进一步的怀疑——若非美国空军有组织伪造，何至如此？
果真如此，这张《通行证》将更有纪念意义！
2008 年，正值抗美援朝胜利55周年。莫若健旅行路过北京时，曾想把这张美国空军飞行员随身携带的《通行证》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遗憾的是，他和战友们却意外发现：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馆被撤消了。因此，这张颇具纪念意义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在莫若健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