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外交流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图为与会人士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献花。中新社记者 泱 波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国法官合影，后排右三为亨利·贝尔纳。资料照片
纪录片《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海报。受访者供图
工作中的亨利·贝尔纳。受访者供图
位于德国柏林的“和平少女”雕像。该雕像于2020年9月28日设立，是欧洲最早在公共空间设立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之一。记者 郭梓云摄
5月2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人们缅怀遇难者、寄托哀思。杨素平摄（影像中国）
2025年8月，法国电视二台播出了一部时长约一小时的历史纪录片——《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该片由塞德里克·孔东执导，法国历史学者让—伊夫·勒纳乌尔任编剧，再现东京审判的历史进程，呈现司法正义、战后国际秩序与政治角力的复杂关系。纪录片播出后获得广泛关注，引发更多欧洲观众对历史的思考。
本报记者近日专访让—伊夫·勒纳乌尔，透过欧洲历史学界的视角，探讨东京审判留下怎样的历史启示，以及当今世界应如何看待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
一位法官的异议
1946年开庭、持续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判处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其中7名战犯被判绞刑。东京审判与此前在德国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一道，开创了以国际法追究战争罪犯责任的先河，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深耕20世纪史的学者，勒纳乌尔多年来一直对东京审判历史研究感兴趣。
《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以法国法官亨利·贝尔纳参与东京审判的经历为叙事主线，串联大量审判原始影像及贝尔纳留下的书信、档案等一手资料，带法国观众回顾了这场国际审判。
这部纪录片的构想在10年前——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时，便已在勒纳乌尔心中萌芽。但囿于当时缺乏播出平台，项目一度搁置。直至202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法国电视二台决定推出相关纪录片节目，这一构想才得以实现。
纪录片的制作首先面临的是浩繁的史料梳理工作。东京审判全程影像由美方摄制并保存，大量原始胶片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制作团队从海量素材中反复遴选，同时参考了其他参与审判国家的影像档案。勒纳乌尔深入研究了贝尔纳遗留的书信及个人档案，为叙事注入了独特的视角。
勒纳乌尔说，纪录片没有从宏大的审判史讲起，而是从贝尔纳的视角展开叙事。对法国观众而言，东京审判发生在遥远的亚洲战场，历史距离与地理距离都很远，贝尔纳作为法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可以成为连接法国观众和那段历史的天然桥梁。
“这个角度让法国观众更容易与法官建立联系，并愿意跟随他的视角，一步步进入东京审判复杂而曲折的司法迷宫之中。”勒纳乌尔说，贝尔纳是一位极其正直的人，对正义和勇气的珍视使他“从不畏惧表态或与多数人意见相左”。东京审判期间，贝尔纳正直地指出，虽然东京审判以国际司法实践的形式，与纽伦堡审判共同追究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的战犯责任，填补了传统国际法只追究国家责任、不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空白，但日本裕仁天皇既没有受到起诉，也没有接受审判，这是这场审判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还原历史真相、公正惩罪量刑，是东京审判承载的重要作用。贝尔纳的异议，构成了纪录片最重要的叙事线索之一。他把一个尖锐问题摆在观众面前：当审判试图以法律回应战争罪行时，司法程序、战后安排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勒纳乌尔说，“贝尔纳是一个真正关心司法公正的人。”
让勒纳乌尔感到意外的是，这样一部关于二战亚洲战场战后审判的纪录片，在深夜时段吸引约140万观众收看，并引发了法国观众的热烈反响，成为法国当年收视表现最好的历史题材节目之一。“这说明，法国公众对于那些自己了解不多甚至从未真正接触过的历史议题，存在真实而强烈的兴趣。”勒纳乌尔说。
一段记忆的盲区
纽伦堡审判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及犯罪组织进行国际审判，促使德国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该纪录片将东京审判称为“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并追问：同样是二战后对轴心国战犯进行的世纪审判，为何纽伦堡审判在欧洲家喻户晓，而东京审判却长期鲜为欧洲公众所知？
勒纳乌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理距离与历史时机，“东京审判距离欧洲太遥远，欧洲公众往往难以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东京审判开庭之初，欧洲媒体曾对其进行重点报道。然而，这场审判持续两年半，漫长的审理过程逐渐消耗了公众关注度。等到判决作出时，冷战已开启，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也随之改变。纽伦堡审判持续时间不到一年，又直接涉及欧洲自身，且发生在欧洲战后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因而更容易进入欧洲社会的集体记忆。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欧洲民众对亚洲战场的认知存在结构性盲区。勒纳乌尔表示，西方世界整体上对东京审判以及二战亚洲战场的研究都相当有限，欧洲尤为明显。在法国，少数研究东京审判的历史学者往往也是从研究纽伦堡审判进入该领域的。“欧洲人真正关切的首先是欧洲战场上的战争。”勒纳乌尔说，“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在1931年就在亚洲开始了。”
“当欧洲公众对东京审判缺乏基本认知，否定和歪曲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便更容易在国际舆论场中滋生。”勒纳乌尔表示，未能追究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责任，以及不少恶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很快获得赦免并重返政坛等，都使日本军国主义未能彻底根除。如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1948年被判处7年监禁，1950年即获释，后出任日本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曾负责占领区强制劳动事务的岸信介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在勒纳乌尔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社会获得了“免责感”，日本民众更容易将自己视为一小撮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分子的受害者，更不愿面对自身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观看了纪录片的法国观众震惊于日军侵略暴行的残酷，纷纷在网上发表评论：“东京审判过程比纽伦堡审判漫长得多也艰难得多，审判团队追溯了日本侵略其邻国的一系列罪行，其中不乏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东京审判中展现了一些长期被掩盖的方面，比如‘慰安妇’的命运，也揭露了日军为开发细菌武器进行的残酷的人体实验”“日本试图用‘正当防卫’等说法掩盖他们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与德国不同，日本难以正视其历史。几十年来，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淡化和否认一直存在，学校教科书对二战期间发生的屠杀一笔带过”……
一场缺失的反思
勒纳乌尔表示，东京审判真正的目的不仅是给一小部分战犯定罪，而是要让一个国家进行集体反思。然而，这种反思的缺失持续影响了战后日本的历史认知。
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的灵位至今仍被供奉于所谓“靖国神社”，日本多任首相曾前往参拜；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教科书，扭曲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战争暴行遭到否认……“许多战犯在自己家中安然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坚称无罪。就日本而言，这场社会教育是失败的。”勒纳乌尔说，“这种否认主义使日本维持一种‘国家与军队形象完好无损’的认知。日本民族主义者甚至宣称，揭露这些历史罪行的人只是为了抹黑日本的国家形象。”
在勒纳乌尔看来，东京审判留下的历史认知缺口并非仅存在于战后初期，如今仍在日本右翼政治叙事中被不断激活。勒纳乌尔提醒，当前日本政府的右倾化动向值得警惕。高市早苗与极右翼团体关系密切，大肆渲染所谓“外来威胁”，将日本描绘成日益受到紧迫安全威胁和军事压迫的国家，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军费、扩充自卫队实力、提高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等再军事化政策。“虽然日本宪法限制日本保存战争力量，日本社会也存在反对再军事化的民意，但日本国内推动扩充军事力量的声音持续存在。”他说。
勒纳乌尔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法律的敬畏。“历史就像一盏灯，照亮了走过的路。”勒纳乌尔说，重温历史，是为了拆穿谎言、揭露真相，杜绝对历史的操弄，也防止历史悲剧再次发生。
东京审判开庭已经过去80年，但它提出的问题仍未远去：战争罪行如何被法律追责，战后社会如何直面历史责任，历史结论的正义性如何维护？勒纳乌尔表示，“强权即真理”的旧世界曾把人类带向灾难，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留下的启示十分清晰。“法律审判的力量高于任何政治操纵。东京审判不应被遗忘，正如侵略历史不容篡改。正视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前提。”
勒纳乌尔满怀希望地对本报记者谈起他的一个新计划——将东京审判背后的历史创作成一部历史漫画，“希望用更多方式，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受众”。
记者手记
让东京审判走出“遗忘黑洞”
2010年，法国学者艾蒂安·若代尔出版著作《被忘却的纽伦堡》，将东京审判称为20世纪历史的“黑洞”，追问这场与纽伦堡审判一道开创国际战争罪司法实践先例的重大审判，为何长期淡出欧洲公众视野。15年后，同题材纪录片登陆法国电视台，对法国乃至欧洲社会而言，东京审判仍是一段“被遗忘的”、亟待重新认识的历史。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责任者；80年来，这场审判的历史地位与公共认知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
欧洲社会并不缺乏保存战争记忆的能力。从持续数十年追查纳粹战犯，到遍布各地的纪念馆、档案馆，再到通过电影、文学、纪录片等回望战争，纽伦堡审判早已成为欧洲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现代国际正义的重要尺度。今年，在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入围作品《黎明档案》仍在讲述“纳粹猎手”克拉斯菲尔德夫妇追查“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的故事。
东京审判应该从欧洲公共认知的边缘走向更中心的位置。当纽伦堡审判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遗产，东京审判不应仅被视为一段“亚洲历史”；当欧洲战场上的法西斯暴行不断被全球历史学界热议，亚洲战场上的侵略罪行及其司法追责不应再被边缘化。法国观众震惊于日军侵略历史的感受恰恰证明，各国人民对反人类暴行的深恶痛绝、对惩治邪恶的正义追求是共通的。纽伦堡审判发生在欧洲，东京审判发生在亚洲，两地虽相距遥远，但两场审判回答的，都是“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大规模战争罪行能否逃脱法律责任，国家行为能否成为个人罪责的屏障，国际社会能否用法律而非强权应对战争暴行”的重大命题。
需要警惕的是，对东京审判的忽视正带来现实后果。日本始终未能形成如欧洲反思纳粹罪行那般的公共叙事，反而一再淡化、粉饰、否定侵略罪行，导致日本右翼势力如今公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推动公开讨论修改“和平宪法”，并不断扩张军备。
好在国际社会对真相和正义的追问从未停止，东京审判正在被一次次“重新发现”。正视东京审判的意义，不仅限于还原历史，更是在守护人类经历世界大战浩劫后划下的共同底线：侵略罪行不容逃避，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司法正义不容挑战。
4月29日，“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外交流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图为与会人士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献花。中新社记者 泱 波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国法官合影，后排右三为亨利·贝尔纳。资料照片
纪录片《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海报。受访者供图
工作中的亨利·贝尔纳。受访者供图
位于德国柏林的“和平少女”雕像。该雕像于2020年9月28日设立，是欧洲最早在公共空间设立的“慰安妇”受害者雕像之一。记者 郭梓云摄
5月2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人们缅怀遇难者、寄托哀思。杨素平摄（影像中国）
2025年8月，法国电视二台播出了一部时长约一小时的历史纪录片——《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该片由塞德里克·孔东执导，法国历史学者让—伊夫·勒纳乌尔任编剧，再现东京审判的历史进程，呈现司法正义、战后国际秩序与政治角力的复杂关系。纪录片播出后获得广泛关注，引发更多欧洲观众对历史的思考。
本报记者近日专访让—伊夫·勒纳乌尔，透过欧洲历史学界的视角，探讨东京审判留下怎样的历史启示，以及当今世界应如何看待这段不容篡改的历史。
一位法官的异议
1946年开庭、持续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判处25名日本甲级战犯有罪，其中7名战犯被判绞刑。东京审判与此前在德国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一道，开创了以国际法追究战争罪犯责任的先河，对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深耕20世纪史的学者，勒纳乌尔多年来一直对东京审判历史研究感兴趣。
《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以法国法官亨利·贝尔纳参与东京审判的经历为叙事主线，串联大量审判原始影像及贝尔纳留下的书信、档案等一手资料，带法国观众回顾了这场国际审判。
这部纪录片的构想在10年前——东京审判开庭70周年时，便已在勒纳乌尔心中萌芽。但囿于当时缺乏播出平台，项目一度搁置。直至202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法国电视二台决定推出相关纪录片节目，这一构想才得以实现。
纪录片的制作首先面临的是浩繁的史料梳理工作。东京审判全程影像由美方摄制并保存，大量原始胶片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制作团队从海量素材中反复遴选，同时参考了其他参与审判国家的影像档案。勒纳乌尔深入研究了贝尔纳遗留的书信及个人档案，为叙事注入了独特的视角。
勒纳乌尔说，纪录片没有从宏大的审判史讲起，而是从贝尔纳的视角展开叙事。对法国观众而言，东京审判发生在遥远的亚洲战场，历史距离与地理距离都很远，贝尔纳作为法国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可以成为连接法国观众和那段历史的天然桥梁。
“这个角度让法国观众更容易与法官建立联系，并愿意跟随他的视角，一步步进入东京审判复杂而曲折的司法迷宫之中。”勒纳乌尔说，贝尔纳是一位极其正直的人，对正义和勇气的珍视使他“从不畏惧表态或与多数人意见相左”。东京审判期间，贝尔纳正直地指出，虽然东京审判以国际司法实践的形式，与纽伦堡审判共同追究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的战犯责任，填补了传统国际法只追究国家责任、不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空白，但日本裕仁天皇既没有受到起诉，也没有接受审判，这是这场审判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还原历史真相、公正惩罪量刑，是东京审判承载的重要作用。贝尔纳的异议，构成了纪录片最重要的叙事线索之一。他把一个尖锐问题摆在观众面前：当审判试图以法律回应战争罪行时，司法程序、战后安排和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勒纳乌尔说，“贝尔纳是一个真正关心司法公正的人。”
让勒纳乌尔感到意外的是，这样一部关于二战亚洲战场战后审判的纪录片，在深夜时段吸引约140万观众收看，并引发了法国观众的热烈反响，成为法国当年收视表现最好的历史题材节目之一。“这说明，法国公众对于那些自己了解不多甚至从未真正接触过的历史议题，存在真实而强烈的兴趣。”勒纳乌尔说。
一段记忆的盲区
纽伦堡审判对纳粹德国首要战犯及犯罪组织进行国际审判，促使德国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该纪录片将东京审判称为“被忘却的纽伦堡审判”，并追问：同样是二战后对轴心国战犯进行的世纪审判，为何纽伦堡审判在欧洲家喻户晓，而东京审判却长期鲜为欧洲公众所知？
勒纳乌尔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地理距离与历史时机，“东京审判距离欧洲太遥远，欧洲公众往往难以真正理解其中的意义。”东京审判开庭之初，欧洲媒体曾对其进行重点报道。然而，这场审判持续两年半，漫长的审理过程逐渐消耗了公众关注度。等到判决作出时，冷战已开启，世界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人们看待历史问题的角度也随之改变。纽伦堡审判持续时间不到一年，又直接涉及欧洲自身，且发生在欧洲战后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因而更容易进入欧洲社会的集体记忆。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欧洲民众对亚洲战场的认知存在结构性盲区。勒纳乌尔表示，西方世界整体上对东京审判以及二战亚洲战场的研究都相当有限，欧洲尤为明显。在法国，少数研究东京审判的历史学者往往也是从研究纽伦堡审判进入该领域的。“欧洲人真正关切的首先是欧洲战场上的战争。”勒纳乌尔说，“人们往往忽略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在1931年就在亚洲开始了。”
“当欧洲公众对东京审判缺乏基本认知，否定和歪曲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便更容易在国际舆论场中滋生。”勒纳乌尔表示，未能追究日本最高统治者的责任，以及不少恶行累累的日本战犯很快获得赦免并重返政坛等，都使日本军国主义未能彻底根除。如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1948年被判处7年监禁，1950年即获释，后出任日本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曾负责占领区强制劳动事务的岸信介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在勒纳乌尔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社会获得了“免责感”，日本民众更容易将自己视为一小撮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分子的受害者，更不愿面对自身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观看了纪录片的法国观众震惊于日军侵略暴行的残酷，纷纷在网上发表评论：“东京审判过程比纽伦堡审判漫长得多也艰难得多，审判团队追溯了日本侵略其邻国的一系列罪行，其中不乏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东京审判中展现了一些长期被掩盖的方面，比如‘慰安妇’的命运，也揭露了日军为开发细菌武器进行的残酷的人体实验”“日本试图用‘正当防卫’等说法掩盖他们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与德国不同，日本难以正视其历史。几十年来，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淡化和否认一直存在，学校教科书对二战期间发生的屠杀一笔带过”……
一场缺失的反思
勒纳乌尔表示，东京审判真正的目的不仅是给一小部分战犯定罪，而是要让一个国家进行集体反思。然而，这种反思的缺失持续影响了战后日本的历史认知。
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的灵位至今仍被供奉于所谓“靖国神社”，日本多任首相曾前往参拜；日本右翼势力肆意篡改教科书，扭曲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战争暴行遭到否认……“许多战犯在自己家中安然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坚称无罪。就日本而言，这场社会教育是失败的。”勒纳乌尔说，“这种否认主义使日本维持一种‘国家与军队形象完好无损’的认知。日本民族主义者甚至宣称，揭露这些历史罪行的人只是为了抹黑日本的国家形象。”
在勒纳乌尔看来，东京审判留下的历史认知缺口并非仅存在于战后初期，如今仍在日本右翼政治叙事中被不断激活。勒纳乌尔提醒，当前日本政府的右倾化动向值得警惕。高市早苗与极右翼团体关系密切，大肆渲染所谓“外来威胁”，将日本描绘成日益受到紧迫安全威胁和军事压迫的国家，煽动日本民众支持日本政府大幅增加军费、扩充自卫队实力、提高自卫队的远程打击能力等再军事化政策。“虽然日本宪法限制日本保存战争力量，日本社会也存在反对再军事化的民意，但日本国内推动扩充军事力量的声音持续存在。”他说。
勒纳乌尔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法律的敬畏。“历史就像一盏灯，照亮了走过的路。”勒纳乌尔说，重温历史，是为了拆穿谎言、揭露真相，杜绝对历史的操弄，也防止历史悲剧再次发生。
东京审判开庭已经过去80年，但它提出的问题仍未远去：战争罪行如何被法律追责，战后社会如何直面历史责任，历史结论的正义性如何维护？勒纳乌尔表示，“强权即真理”的旧世界曾把人类带向灾难，纽伦堡审判与东京审判留下的启示十分清晰。“法律审判的力量高于任何政治操纵。东京审判不应被遗忘，正如侵略历史不容篡改。正视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前提。”
勒纳乌尔满怀希望地对本报记者谈起他的一个新计划——将东京审判背后的历史创作成一部历史漫画，“希望用更多方式，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受众”。
记者手记
让东京审判走出“遗忘黑洞”
2010年，法国学者艾蒂安·若代尔出版著作《被忘却的纽伦堡》，将东京审判称为20世纪历史的“黑洞”，追问这场与纽伦堡审判一道开创国际战争罪司法实践先例的重大审判，为何长期淡出欧洲公众视野。15年后，同题材纪录片登陆法国电视台，对法国乃至欧洲社会而言，东京审判仍是一段“被遗忘的”、亟待重新认识的历史。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责任者；80年来，这场审判的历史地位与公共认知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
欧洲社会并不缺乏保存战争记忆的能力。从持续数十年追查纳粹战犯，到遍布各地的纪念馆、档案馆，再到通过电影、文学、纪录片等回望战争，纽伦堡审判早已成为欧洲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现代国际正义的重要尺度。今年，在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入围作品《黎明档案》仍在讲述“纳粹猎手”克拉斯菲尔德夫妇追查“里昂屠夫”克劳斯·巴比的故事。
东京审判应该从欧洲公共认知的边缘走向更中心的位置。当纽伦堡审判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历史遗产，东京审判不应仅被视为一段“亚洲历史”；当欧洲战场上的法西斯暴行不断被全球历史学界热议，亚洲战场上的侵略罪行及其司法追责不应再被边缘化。法国观众震惊于日军侵略历史的感受恰恰证明，各国人民对反人类暴行的深恶痛绝、对惩治邪恶的正义追求是共通的。纽伦堡审判发生在欧洲，东京审判发生在亚洲，两地虽相距遥远，但两场审判回答的，都是“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大规模战争罪行能否逃脱法律责任，国家行为能否成为个人罪责的屏障，国际社会能否用法律而非强权应对战争暴行”的重大命题。
需要警惕的是，对东京审判的忽视正带来现实后果。日本始终未能形成如欧洲反思纳粹罪行那般的公共叙事，反而一再淡化、粉饰、否定侵略罪行，导致日本右翼势力如今公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日本政府推动公开讨论修改“和平宪法”，并不断扩张军备。
好在国际社会对真相和正义的追问从未停止，东京审判正在被一次次“重新发现”。正视东京审判的意义，不仅限于还原历史，更是在守护人类经历世界大战浩劫后划下的共同底线：侵略罪行不容逃避，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司法正义不容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