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10月15日刊登题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崩盘？》的文章，作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姬塔·戈皮纳特，内容编译如下：
在贸易紧张局势突然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股市仍接近历史高点。推动这波上涨的是对人工智能的巨大热情，人们将之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狂热相比，当时的狂热最终以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收场。尽管技术创新无疑正在重塑各行各业并提高生产率，但有充分理由担心，当前的上涨可能正在为又一次痛苦的市场调整创造条件。然而，这种暴跌的后果可能比25年前人们感受到的更严重，而且在全球波及的范围更广。
这种担忧的核心是美国国内外面临的风险规模。过去15年来，在高额回报和美国科技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鼓舞下，美国家庭大幅增持股票。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投资者，也出于同样原因，纷纷将资金注入美国股市，同时也受益于美元走强。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关联意味着，美国市场的任何急剧下滑都将波及全球。
为了全面说明其潜在影响，我估算，一次与互联网泡沫破裂同等规模的市场调整可能会使美国家庭损失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202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70%。这是本世纪初暴跌造成的损失的几倍。这将对消费产生严重影响。消费增长已经比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疲软。这种规模的冲击可能会使消费下降3.5个百分点，甚至在投资下降之前，就会使GDP的整体增长率下降2个百分点。
全球的影响也同样严重。外国投资者可能面临超过15万亿美元的财富损失，约占世界其他地区GDP的20%。相比之下，互联网泡沫破裂造成的外国损失约为2万亿美元，如果按照今天的价值计算约为4万亿美元，不足当时世界其他地区GDP的10%。这种溢出效应的急剧增加凸显了全球需求对源自美国的冲击是多么脆弱。
从历史上看，世界其他地区从危机期间美元升值的趋势中获得了一些缓冲。这种“避险”操作帮助减轻了以美元计价的财富缩水对外国消费的影响。长期以来，随着投资者寻求用美元资产避险，美元走强为全球提供了保险，美元甚至在危机源于美国时也经常升值。
不过，有理由相信，这种态势在下一次危机中可能难以维系。尽管有充分的理由预期美国的关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将提振美元，但美元对大多数主要货币的汇率已经下跌。虽然这并不标志着美元主导地位的终结，但的确反映出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走势越来越不安。他们越来越多地对冲美元风险，这是信心减弱的信号。
此外，与2000年不同的是，经济增长面临严重不利局面，全球经济秩序走向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政府债务水平处于创纪录的高位，像2000年那样利用财政刺激来支持经济的能力将受到限制。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增加整体风险的是关税战的升级。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避免混乱或不可预测的决策，包括威胁央行独立性的决策，对于防止市场崩溃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增长也很重要。问题与其说在贸易不平衡，不如说是在增长不平衡。过去15年来，生产率的增长和强劲的回报集中在几个地区。因此，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的基础越来越窄、越来越脆弱。
总之，今天的市场崩溃不大可能导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出现的短暂且相对温和的经济下滑。现在面临风险的财富更多，而缓解回调冲击的政策空间却少得多。结构性弱点和宏观经济环境更加危险。我们应为更严重的全球后果做好准备。
英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10月15日刊登题为《一次前所未有的崩盘？》的文章，作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姬塔·戈皮纳特，内容编译如下：
在贸易紧张局势突然加剧的背景下，美国股市仍接近历史高点。推动这波上涨的是对人工智能的巨大热情，人们将之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狂热相比，当时的狂热最终以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收场。尽管技术创新无疑正在重塑各行各业并提高生产率，但有充分理由担心，当前的上涨可能正在为又一次痛苦的市场调整创造条件。然而，这种暴跌的后果可能比25年前人们感受到的更严重，而且在全球波及的范围更广。
这种担忧的核心是美国国内外面临的风险规模。过去15年来，在高额回报和美国科技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的鼓舞下，美国家庭大幅增持股票。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投资者，也出于同样原因，纷纷将资金注入美国股市，同时也受益于美元走强。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关联意味着，美国市场的任何急剧下滑都将波及全球。
为了全面说明其潜在影响，我估算，一次与互联网泡沫破裂同等规模的市场调整可能会使美国家庭损失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财富，相当于2024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大约70%。这是本世纪初暴跌造成的损失的几倍。这将对消费产生严重影响。消费增长已经比互联网泡沫破裂前疲软。这种规模的冲击可能会使消费下降3.5个百分点，甚至在投资下降之前，就会使GDP的整体增长率下降2个百分点。
全球的影响也同样严重。外国投资者可能面临超过15万亿美元的财富损失，约占世界其他地区GDP的20%。相比之下，互联网泡沫破裂造成的外国损失约为2万亿美元，如果按照今天的价值计算约为4万亿美元，不足当时世界其他地区GDP的10%。这种溢出效应的急剧增加凸显了全球需求对源自美国的冲击是多么脆弱。
从历史上看，世界其他地区从危机期间美元升值的趋势中获得了一些缓冲。这种“避险”操作帮助减轻了以美元计价的财富缩水对外国消费的影响。长期以来，随着投资者寻求用美元资产避险，美元走强为全球提供了保险，美元甚至在危机源于美国时也经常升值。
不过，有理由相信，这种态势在下一次危机中可能难以维系。尽管有充分的理由预期美国的关税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将提振美元，但美元对大多数主要货币的汇率已经下跌。虽然这并不标志着美元主导地位的终结，但的确反映出外国投资者对美元的走势越来越不安。他们越来越多地对冲美元风险，这是信心减弱的信号。
此外，与2000年不同的是，经济增长面临严重不利局面，全球经济秩序走向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政府债务水平处于创纪录的高位，像2000年那样利用财政刺激来支持经济的能力将受到限制。使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增加整体风险的是关税战的升级。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避免混乱或不可预测的决策，包括威胁央行独立性的决策，对于防止市场崩溃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国家实现增长也很重要。问题与其说在贸易不平衡，不如说是在增长不平衡。过去15年来，生产率的增长和强劲的回报集中在几个地区。因此，资产价格和资本流动的基础越来越窄、越来越脆弱。
总之，今天的市场崩溃不大可能导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出现的短暂且相对温和的经济下滑。现在面临风险的财富更多，而缓解回调冲击的政策空间却少得多。结构性弱点和宏观经济环境更加危险。我们应为更严重的全球后果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