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4日，列宁对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体的补充，建议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信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
除口授文章外，这段时间列宁最关心的问题是民族问题，具体说，就是格鲁吉亚问题。由于反对让格鲁吉亚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鲁吉亚的共产党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职，有的调离，整个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组，甚至发展到当时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的地步。列宁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封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斯大林和赴格鲁吉亚调查情况的捷尔任斯基要“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给奥尔忠尼启则以处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宁继续关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绝，斯大林声称，未经政治局批准不能给。
由于列宁的坚持，最后只好提供。列宁组织自己的秘书班子对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调查，要他们写出报告来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宁感到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以致信托洛茨基，要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信中要求他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辩护，说“此事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而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宁让秘书把全部有关案卷交给托洛茨基。次日，列宁又给受迫害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姆季瓦尼和马哈拉泽写信，说“我专心致志地关注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556页)
在此期间，列宁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
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削弱外贸垄断的决议。列宁获悉后非常不安，要求暂缓执行决定，待下次全会再议。在此之前，列宁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员的工作，另一方面，请观点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会上捍卫共同的立场，于12月13、15日连续写信给托洛茨基谈维护外贸垄断问题。到12月18日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列宁的主张已经得到多数的赞同。为此列宁经医生许可于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给托洛茨基的短信，说“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页)信是克鲁普斯卡娅笔录的，她还写了一个附言：“列夫·达维多维奇：费尔斯特教授今天允许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这封信给您。”(《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1页)
此事被当时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的斯大林知道了，于是给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据列宁妹妹玛丽亚说，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
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引注)提出请求，因为你们是弗·伊·最亲近的朋友，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