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尽管伤亡惨重，1942年8至10月间，苏军前线部队中正式党员的数量，还是由2.85万人猛增至5.35万人。政委们还利用战斗间隙，到处分发描绘“当日英雄”事迹的传单，上面有受表彰者的大幅照片。有时，他们还会把获奖者的肖像寄给他们身处后方的亲朋好友。
“必须承认，就整体而言，当时的苏联红军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队伍。”赫尔贝克写道。
除了在战斗时士兵鼓劲，苏军政工人员的另一项常用技巧是一对一谈话。“到了晚上，战士们更愿意敞开心扉，政委就可以抓住机会走进他们的灵魂深处。”苏军第64集团军步兵第38师政治委员伊泽尔·雅岑伯格回忆说。他总是带着“鼓动皮箱”在战壕间穿梭，箱子里除了宣传用的小册子和书籍，还有跳棋、多米诺骨牌等娱乐用品，目的是“让战士们不再受到恐惧驱动，而是要让他们懂得，要凭借自己的政治觉悟战胜痛苦。”
投入巨大的政治鼓动，成功地让苏军士兵相信，比起德国人，自己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更加坚定；而只有相信自己是在为更崇高的目的奉献的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当被俘的德军士兵纷纷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时，苏联人反而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
“仇恨让我变成了野蛮人”
政治宣传的作用固然不可忽略，但赫尔贝克在研究中发现，越是普通的苏联士兵，对“爱国主义”、“崇高理想”等主题相关的言辞提得越少。驱动着他们在战场上生存下去、拼死抗击一度占优势的德军第六军团的，更多的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仇恨。
德军在苏联土地上烧杀掳掠，点燃了几乎所有受访者的怒火。“看到年轻女人、孩子被吊死在公园的树上，这一幕给我们的冲击太大了。”上校皮奥特·扎耶切夫斯基说。他对一个德军弃守的据点印象深刻——一具战友的尸体横陈在面前，右手的皮肤和指甲被拔光或撕掉，双眼被戳瞎，左太阳穴上有个烙铁造成的伤口，右脸则被易燃液体烧得变了形……
即便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很多苏联人视德国为文化之国，对后者独特新颖的工程技术也相当钦佩。正因如此，接受“爱国战争历史委员会”调查的苏军士兵表示，在战场上与德国人遭遇时，对方表现出的残暴让他们深受震动。
一名审问过战俘的军官在记录中强调，德军士兵不断攻击平民，并且“盗窃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时，他们竟会毫无愧疚地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