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是美国理亏。不排除在拜登即将访欧的背景下，欧洲会增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
在美国总统拜登本月中旬欧洲之行即将开启之际，一桩窃听丑闻为跨大西洋关系蒙上阴影。丹麦媒体5月30日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同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盟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5月31日，欧洲多位政要发声，向丹麦和美国“讨说法”。
美国媒体感叹，这一幕多么似曾相识！仿佛把欧洲人带回2013年的黑暗时刻——当时“棱镜门”曝光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远赴欧洲赔笑“尬聊”。只不过8年后，事件的主角换成了即将赴欧推销跨大西洋信任的拜登。不知在寒心的盟友面前，他会受到何种诘难？
多国声讨
丹麦广播公司5月30日曝出重磅消息：2012至2014年，丹麦情报部门曾帮助美国监听欧洲政要，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这一报道是在丹麦广播公司联合德国、法国、挪威、瑞典多家知名媒体机构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丹麦广播公司采访了9个可获取丹麦国防情报局机密信息的匿名消息源，掌握了该局一份名为“邓哈默行动”的内部调查报告。
这份完成于2015年的报告核心结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通过丹麦海底电缆获取一些欧洲政要的短信、通话、网络检索、聊天信息等。对象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现任德国总统、当时担任德国外长的施泰因迈尔，当时的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以及法国、瑞典、挪威等国领导人。
消息一出，欧洲多国感到震惊和愤怒。瑞典、挪威等国防长、议员们5月30日晚第一时间发声，直呼此事“离谱”，要求美国和丹麦对“破坏原则的行为”作出解释。德法两国部分政要、高级官员也警告称：此事如获证实，性质“极其严重”。
5月31日，更多欧洲政要加入声讨行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在两国视频会议上，要求美国和丹麦就监听一事做出解释。马克龙说：“如果这一消息是准确的，这在盟国之间是不可接受的。”
默克尔支持马克龙的表态。但她同时表示，丹麦政府的声明，特别是国防部长布拉姆森谴责此类行为的表态，令她“放心”。此前，布拉姆森放言，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窃听的做法不可接受。
除了欧洲政要向美国讨说法，2013年曝光美国“棱镜”秘密监控项目的斯诺登也将矛头指向拜登政府。他说，“拜登即将出访欧洲，他应该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他上一次就已经深度卷入这类丑闻。”2013年“棱镜”丑闻曝光时，拜登为时任美国副总统。
“不仅是丹麦，它的高级合伙人也应该对全面公开披露有明确要求。”斯诺登在推特上写道。不过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国防情报局还是美国国安局，都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劣迹斑斑
是什么驱使丹麦不惜得罪欧洲邻居，也要为美国效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叶江认为，第一，地处北欧咽喉要道的丹麦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也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它虽然在欧盟中是个另类，但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却扮演积极角色，视美国的保护为头等大事，长期以来在情报共享、军事行动、北极事务上与华盛顿紧密配合。
第二，丹麦为美国提供情报，也与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技术条件有关——那里设有多条海底电缆，是德国、瑞典、挪威、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互联网的主要电缆登陆点。另一方面，美国对盟友的战略投入也是不遗余力。位于丹麦阿迈厄岛、储存电缆数据的桑艾厄数据中心，正是在美国协助下建造的。
第三，在欧洲配合美国监听盟友的，丹麦恐怕不是“独此一家”。美国不但要搜集战略竞争对手的情报，也要利用情报触角，悄悄对盟国的不同党派、路线政策进行摸底，确保在跨大西洋盟友体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欧洲早已见怪不怪。只是，这种暗箱操作在拜登即将访欧前突然“见光”，显得“吃相难看”。
英国国际关系评论员和记者汤姆·福迪指出，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利用丹麦情报机构作为媒介。去年，媒体曝出华盛顿甚至曾利用丹麦情报网络监视丹麦政府，确保后者购买美国F-35战机。这种“自己监视自己”的剧情令人汗颜，外界担忧丹麦“主权旁落”之余，质问美国叫唤“盟友”的热乎劲到底是真是假。
“美国不是第一次被逮个现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华盛顿不顾网络安全操守、不知收敛地监控全球，早已劣迹斑斑。
根据“维基揭秘”提供的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经济、财政和农业等部门就进入了美国的监听范围。2006年至2012年间，美国国安局对法国总统、多名部长、法国驻美国大使等政界要员进行监听，其中包括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在内的3任法国总统。
每次“监听门”一出，欧洲都会舆论汹涌。而美方也会口头上“配合”，但私底下依旧阳奉阴违，我行我素。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就非常典型。一开始，斯诺登指认美国国安局监听德国公民的电话通话和网络通信，奥巴马不得不几次向“默婶”求和。但只隔了4个月，怨气未消的“默婶”却发现，连自己的手机都可能遭到美方监听。按照“欧洲在线”的说法，与她一同“享受美国特殊服务的”，还包括至少30多名国际政要。这时候，美国政府又拍胸脯向默克尔保证，“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做这种事”……不知新的消息曝出后，美国这次还有什么话说。
法国通讯技术专家勒非布尔表示，他对丹麦媒体的新爆料一点都不惊讶，并认为美国的监听行为仍在持续。勒非布尔直言，欧洲对于美国国安局来说就是“免费的午餐”，美国不会愿意放弃这样的情报霸权，因为欧洲国家尤其在软件层面上对美国的情报工作有所依赖。因此面对美国的肆无忌惮，欧洲通常显得无力。
“这对美国而言颇具讽刺意味。”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欧洲，构陷中国的华为、俄罗斯是‘间谍威胁’。但现在自己东窗事发。”
有舆论认为，这只是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和高压手段，迫使别国顺应自己的冰山一角——无论“上游计划”还是“怒角计划”，无论“梯队系统”还是“方程式组织”，名目繁多的监听行动表明美国越来越实行“无差别窃听”，滥用国家权力破坏全球安全稳定，也给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秩序带来冲击。
淡化处理？
这次事件会如何收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2013年“棱镜门”的消息集中曝出，并在一年内持续发酵，在欧洲的民意和社会层面掀起巨大冲击波。之后，德法两国谋求签署“不监听协议”。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进行表决，冻结同华盛顿之间有关涉恐金融交易的数据交换协议。在联合国层面，德国和巴西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不点名地批评美国。不过，这些文件对美国缺乏约束力。
8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次事件对欧洲的冲击不会像2013年那么大。很可能闹一阵就不了了之。”崔洪建说，“不过，由于此事是美国理亏，因此不排除在拜登即将访欧的背景下，欧洲会增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希望从拜登那儿获得一些实质性反馈。因为欧洲有意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想完全依赖美国、无条件地服从和信任华盛顿。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对美欧关系的实质影响会比2013年大。”
崔洪建指出，事件发生的另一个背景在于，眼下正处于欧洲数字主权建设提速之际。欧委会已公布《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欧盟数字市场法》两部草案，希望美国能与之配合。虽说这两部草案偏重于数据服务，严格意义上说与情报收集并非一回事，但“窃听门”可能促使欧洲更关注隐私标准和数据转移等问题，不排除更强硬地与美方在上述领域交锋。
叶江同样认为，“监听门”可能会被淡化处理，比2013年、2015年等几次类似事件更快地收场。就像一些分析指出的，美方可能只会在言语上对欧洲予以安抚，行动上却不会“刹车”，只会做得更加隐蔽。作为跨大西洋不对称关系的另一方，欧洲国家虽有战略自主意识，但能力欠缺，也离不开美国。它们也不愿“监听门”过度发酵影响合作大局。
叶江认为，从全球治理角度，应当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但由于美国不愿失去战略主导性，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机构发挥的作用仍十分有限，“管不住”美国。或许，正如“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指出的，“不要期待一个监听超级大国会做出有尊严和让人尊重的行为。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规则”。
此事是美国理亏。不排除在拜登即将访欧的背景下，欧洲会增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
在美国总统拜登本月中旬欧洲之行即将开启之际，一桩窃听丑闻为跨大西洋关系蒙上阴影。丹麦媒体5月30日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同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系，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盟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5月31日，欧洲多位政要发声，向丹麦和美国“讨说法”。
美国媒体感叹，这一幕多么似曾相识！仿佛把欧洲人带回2013年的黑暗时刻——当时“棱镜门”曝光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远赴欧洲赔笑“尬聊”。只不过8年后，事件的主角换成了即将赴欧推销跨大西洋信任的拜登。不知在寒心的盟友面前，他会受到何种诘难？
多国声讨
丹麦广播公司5月30日曝出重磅消息：2012至2014年，丹麦情报部门曾帮助美国监听欧洲政要，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这一报道是在丹麦广播公司联合德国、法国、挪威、瑞典多家知名媒体机构展开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丹麦广播公司采访了9个可获取丹麦国防情报局机密信息的匿名消息源，掌握了该局一份名为“邓哈默行动”的内部调查报告。
这份完成于2015年的报告核心结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通过丹麦海底电缆获取一些欧洲政要的短信、通话、网络检索、聊天信息等。对象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现任德国总统、当时担任德国外长的施泰因迈尔，当时的德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以及法国、瑞典、挪威等国领导人。
消息一出，欧洲多国感到震惊和愤怒。瑞典、挪威等国防长、议员们5月30日晚第一时间发声，直呼此事“离谱”，要求美国和丹麦对“破坏原则的行为”作出解释。德法两国部分政要、高级官员也警告称：此事如获证实，性质“极其严重”。
5月31日，更多欧洲政要加入声讨行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在两国视频会议上，要求美国和丹麦就监听一事做出解释。马克龙说：“如果这一消息是准确的，这在盟国之间是不可接受的。”
默克尔支持马克龙的表态。但她同时表示，丹麦政府的声明，特别是国防部长布拉姆森谴责此类行为的表态，令她“放心”。此前，布拉姆森放言，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窃听的做法不可接受。
除了欧洲政要向美国讨说法，2013年曝光美国“棱镜”秘密监控项目的斯诺登也将矛头指向拜登政府。他说，“拜登即将出访欧洲，他应该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他上一次就已经深度卷入这类丑闻。”2013年“棱镜”丑闻曝光时，拜登为时任美国副总统。
“不仅是丹麦，它的高级合伙人也应该对全面公开披露有明确要求。”斯诺登在推特上写道。不过目前为止，无论是丹麦国防情报局还是美国国安局，都未就此事做出回应。
劣迹斑斑
是什么驱使丹麦不惜得罪欧洲邻居，也要为美国效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叶江认为，第一，地处北欧咽喉要道的丹麦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也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它虽然在欧盟中是个另类，但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却扮演积极角色，视美国的保护为头等大事，长期以来在情报共享、军事行动、北极事务上与华盛顿紧密配合。
第二，丹麦为美国提供情报，也与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技术条件有关——那里设有多条海底电缆，是德国、瑞典、挪威、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互联网的主要电缆登陆点。另一方面，美国对盟友的战略投入也是不遗余力。位于丹麦阿迈厄岛、储存电缆数据的桑艾厄数据中心，正是在美国协助下建造的。
第三，在欧洲配合美国监听盟友的，丹麦恐怕不是“独此一家”。美国不但要搜集战略竞争对手的情报，也要利用情报触角，悄悄对盟国的不同党派、路线政策进行摸底，确保在跨大西洋盟友体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欧洲早已见怪不怪。只是，这种暗箱操作在拜登即将访欧前突然“见光”，显得“吃相难看”。
英国国际关系评论员和记者汤姆·福迪指出，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利用丹麦情报机构作为媒介。去年，媒体曝出华盛顿甚至曾利用丹麦情报网络监视丹麦政府，确保后者购买美国F-35战机。这种“自己监视自己”的剧情令人汗颜，外界担忧丹麦“主权旁落”之余，质问美国叫唤“盟友”的热乎劲到底是真是假。
“美国不是第一次被逮个现行。”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华盛顿不顾网络安全操守、不知收敛地监控全球，早已劣迹斑斑。
根据“维基揭秘”提供的资料，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德国经济、财政和农业等部门就进入了美国的监听范围。2006年至2012年间，美国国安局对法国总统、多名部长、法国驻美国大使等政界要员进行监听，其中包括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德在内的3任法国总统。
每次“监听门”一出，欧洲都会舆论汹涌。而美方也会口头上“配合”，但私底下依旧阳奉阴违，我行我素。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就非常典型。一开始，斯诺登指认美国国安局监听德国公民的电话通话和网络通信，奥巴马不得不几次向“默婶”求和。但只隔了4个月，怨气未消的“默婶”却发现，连自己的手机都可能遭到美方监听。按照“欧洲在线”的说法，与她一同“享受美国特殊服务的”，还包括至少30多名国际政要。这时候，美国政府又拍胸脯向默克尔保证，“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做这种事”……不知新的消息曝出后，美国这次还有什么话说。
法国通讯技术专家勒非布尔表示，他对丹麦媒体的新爆料一点都不惊讶，并认为美国的监听行为仍在持续。勒非布尔直言，欧洲对于美国国安局来说就是“免费的午餐”，美国不会愿意放弃这样的情报霸权，因为欧洲国家尤其在软件层面上对美国的情报工作有所依赖。因此面对美国的肆无忌惮，欧洲通常显得无力。
“这对美国而言颇具讽刺意味。”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说，“美国一直试图说服欧洲，构陷中国的华为、俄罗斯是‘间谍威胁’。但现在自己东窗事发。”
有舆论认为，这只是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和高压手段，迫使别国顺应自己的冰山一角——无论“上游计划”还是“怒角计划”，无论“梯队系统”还是“方程式组织”，名目繁多的监听行动表明美国越来越实行“无差别窃听”，滥用国家权力破坏全球安全稳定，也给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秩序带来冲击。
淡化处理？
这次事件会如何收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为，2013年“棱镜门”的消息集中曝出，并在一年内持续发酵，在欧洲的民意和社会层面掀起巨大冲击波。之后，德法两国谋求签署“不监听协议”。在欧盟层面，欧洲议会进行表决，冻结同华盛顿之间有关涉恐金融交易的数据交换协议。在联合国层面，德国和巴西向联合国大会递交了一份决议草案，不点名地批评美国。不过，这些文件对美国缺乏约束力。
8年之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这次事件对欧洲的冲击不会像2013年那么大。很可能闹一阵就不了了之。”崔洪建说，“不过，由于此事是美国理亏，因此不排除在拜登即将访欧的背景下，欧洲会增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希望从拜登那儿获得一些实质性反馈。因为欧洲有意调整与美国的关系，不想完全依赖美国、无条件地服从和信任华盛顿。从这个意义上说，事件对美欧关系的实质影响会比2013年大。”
崔洪建指出，事件发生的另一个背景在于，眼下正处于欧洲数字主权建设提速之际。欧委会已公布《欧盟数字服务法》和《欧盟数字市场法》两部草案，希望美国能与之配合。虽说这两部草案偏重于数据服务，严格意义上说与情报收集并非一回事，但“窃听门”可能促使欧洲更关注隐私标准和数据转移等问题，不排除更强硬地与美方在上述领域交锋。
叶江同样认为，“监听门”可能会被淡化处理，比2013年、2015年等几次类似事件更快地收场。就像一些分析指出的，美方可能只会在言语上对欧洲予以安抚，行动上却不会“刹车”，只会做得更加隐蔽。作为跨大西洋不对称关系的另一方，欧洲国家虽有战略自主意识，但能力欠缺，也离不开美国。它们也不愿“监听门”过度发酵影响合作大局。
叶江认为，从全球治理角度，应当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但由于美国不愿失去战略主导性，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机构发挥的作用仍十分有限，“管不住”美国。或许，正如“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指出的，“不要期待一个监听超级大国会做出有尊严和让人尊重的行为。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规则”。
